信息技術革命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美國)—無論從宏觀層面還是微觀層面都產生了堪稱熊彼特式的“創造性段滅.CD的變革，它對經濟乃至社會有很強烈的滲進性，使經濟充滿了活力。張正撼、李景治、拓吳新、陳摘泉和殷登樣及宋玉華等認為，信息技術革命所以發生在美國，與特定的歷史背景有關，它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其中激勵性的制度安排起了重要的作用。劉樹成和張平也認為，以信息技術進步為代表的科技進步則與金融制度的創斷和美國政府科技政策的積極演變有關。與主流觀點不同的是，李曉東認為：“很據新熊彼特學派對技術創新理論的重要發展，可以認為這場信息革命起始于第四個長波啟動的1948年。在這個長波中產生了以信息技術創新群及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產業群，出現了在數字化基礎上的計算機、網絡與通信的觸合。這種觀點因缺乏足夠的說服力而沒有引起學界的注意。
林般夫和盆先安指出丁革命首先是數字化信息處理技術的革命，其核心是信息處理和溝通的技術.它建立在信息基礎設施(IT)的基礎，美國商務部干事使用“數字革命”來概括始于20世紀40年代末的信息技術革命，這場革命的主要內容是計算機的普及和互聯網的建立。莫書里和羅森伯格把信息技術革命簡稱為“電子革命”，它可以迫溯到兩個關健的發明—晶體管和計算機，兩者都是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出現的，其開發都受冷戰中涉及國家安全問題的刺激。
卡斯特1996年指出，信息技術革命只花了1/4個世紀就徹底改變了世界。它是一種呈現加速度趨勢的技術革命。它與18世紀的工業革命一樣，導致了社會的巨變。通常而言，學術界認為信息技是指在計算機和通信技術支持下用以采集、存儲、處理、傳遞、顯示等各種介質的技術的總稱”，經濟學家夏皮洛(Shapiro)和瓦里安〔Varian)認為這種技術是使信息的存儲、搜索、獲取、拷貝、過毖、控剎、瀏覽、傳輸和接收成為可能的基礎設施”二是，卡斯特定義的信息技術和其他研究者不同，信息技術是“信息處理與溝通的技術”它包括微電子、電肺(硬件和軟件》、電信、廣播以及廣電等匯合而成的整套技術。此外”遺傳工程及日益擴大到相關發展與應用.也包括在倍息技術里”。生命科學和裁因工程也被歸人信息技術領城，顯示了卡斯特考察科技革命社會變遷時無與倫比的歷史潤察力.他預見了現代信息技術診透并影響現代生命科學發展的一個巨大趨勢。卡斯特進一步指出：“為何新信息技術方面的發展集中于20世紀70年代的美國?“正是借由國家所發展的大負研究計劃和大市場的有機結合。一方面，受技術創新文化和快速個人成功榜樣這種分微化創新的刺激；另一方面，這種新的信息技術才走向迅速的獲榮，如此一來信息技術環繞著由公司、組織與機構共同組成的網絡，形成了新的社會一技術模式。
筆者認為:“信息技術革命是指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期的美網，圈繞電子計算機在信息處理和遠程通信領域的運用，表現為一系列有關信息處理與傳物技術的貢大創新與發明。這種技術以微電子技術(大規棋和超大規摸集成電路技術)、計算機技術(硬件制造和軟件設計)和信息存儲技術為基礎，以現代通信技術為紐帶，圍繞數字化信息的生產、收集、傳輸、處理、存儲、檢索等。所形成的開發和利用信息資源的通用技術群落.也被稱為IC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技術.”而在信息技術革命起派研究方面，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本人進一步提出了更其說服力的見解:“信息技術革命所以發生在20世紀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的美國，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牡會背最有關。SST理論為剖析信息技術革命的社會歷史原因提供了一種全面而深刻的理論框架，該理論認為，技術革命與社會之間是一種良性互動的關系。但現代社會對技術進步的決定作用尤顯突出，這表現為社會的政治需求、經濟需求以及兩者綜合作用而產生的官一產一學一研一體化制度保障和完善的風險投資體制決定了信息技術革命必然發生在美國，它是”歷史合力“的結果。